炉火中的爱

本文转自：天津日报

王林强 题图 张宇尘

记忆深处，总有一炉火在静静地燃烧，火光不像木柴爆裂那样明艳，也不像炭火呼啸那样炽烈，而是蜂窝煤燃烧时特有的，那沉稳而持久的红。它带着父爱的温暖，穿过晋南侯马的凛冽寒冬，时隔三十年之久，依旧温暖着我的心。

那是1993年的腊月，年关将近，巷子里飘着炮仗燃烧后的味道，家里却充满了焦虑：蜂窝煤快见底了。黑乎乎、带有十二个圆孔的蜂窝煤，是那个年代一家人过冬不可或缺的“刚需”。炉火一熄，屋里的暖意便顷刻消散，晨起的热水、灶上的热乎饭菜，连夜里不会被冻醒，都成了奢望。

父亲那时在园林局工作，单位年底发福利，园林局职工每人有一张三百块蜂窝煤的票券。因为父母是双职工，我家得了六百块煤的券，够撑过腊月和正月。然而，从煤厂到家这四里路，若请人运送，一块煤要加两分钱，六百块便是十二元。父亲盘算着，若省下这十二元，便可以给我买好几本向往已久的书。父亲拿着票券，对我说：“强，你和爸一起去拉煤吧。”我使劲点了点头。

腊月的夕阳落得快，下午五点刚过，天就从蟹壳青沉成了墨蓝，尖利的北风在巷口打着旋儿呼啸。父亲从环卫处借来的旧架子车，轮轴早没了漆，露着斑驳的铁锈，一动就“吱呀吱呀”地响，像老汉的咳嗽声。父亲拉着空车走在清冷的街道上，我跟在他身后，风掀起他旧棉袄的衣角，那身影，像一座缓缓移动的山。

煤厂在动物园东南角，租的是园林局的地，一进院我就闻见一股煤粉混着湿土的气味。这气味虽不好闻，可在那年月，却让人心里感到踏实。那台出煤的机器，在我眼中宛如一个庞大的、乌黑的“变形金刚”， 每当有一块浑圆的蜂窝煤从模具中脱出，它便发出一声“哐当”的怒吼，将煤块送上传送带“隆隆”往前挪。工人们手持长长的木板，熟练地将煤块码成黑色的金字塔，动作迅捷又熟练。

父亲上前和负责人低声交谈。那人是爷爷家邻村的，一听我们是园林局的职工，又是乡党，脸上立刻绽出笑容，客气地让我们稍等片刻。排队等候时，父亲的眼睛一直没离开那忙碌的流水线和一辆辆满载而去的煤车。轮到我们时，父亲还没等工人动手，先卷了袖子，露出胳膊上扛树苗磨出的老茧，轻轻搬起煤块，将每一块都稳当地放在车上，像码放自家的囤粮。

负责人看着父亲额角渗出的汗珠，又看了看码好的满满一车煤，笑着拍了拍父亲的肩膀：“老兄，实诚人！六百块？我看你这车能装，多给你装些，过年烧旺点儿！”最终，那辆旧架子车上的蜂窝煤摞得像一座小山，密密匝匝的，远远超出了六百块，有近七百块。父亲连声道谢，平日严肃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

回家的路，才是真正的考验。父亲将拉绳套在肩膀上缓缓起身，沉甸甸的车身将他的身子向后拽，粗粝的麻绳深深勒进棉袄里。父亲则一条腿弓着，另一条腿用力向后蹬，身体前倾与地面成四十五度角，我清晰地感受到两种力在父亲的肩头拉扯。架子车终于动起来，沉重的车轮一下下碾过冻得硬邦邦的柏油路，每向前一步，车把都微微打着晃。我闷头推车向前，努力忽略那冒出车边沿、左右晃动着可能随时掉落的煤块，手心攥得发烫，却不敢松半分劲儿——车上装的哪里是煤，分明是能把漫漫寒夜一寸寸烘暖的希望。“强，等把煤运完了，明天我带你去新华书店，咱们多挑几本书。”父亲粗重的喘息声传来，我脑子里的念头只有一个，就是走快点儿，再走快点儿。

然而，意外总在不经意间降临。当车子吃力地碾过新田路隔离带的减速杠时，由于装载过满，车身猛地一震，惯性之下，一摞煤从顶部滚落，“啪啪”地砸下来碎成了黑渣子，刺眼地摊在地上。我心一揪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父亲闻声回头，目光扫过那片狼藉，没有责备，也没有叹气，只哑着嗓子说：“强，不怕。在这儿看着，别让车压了。我先把煤拉回去，马上回来。”然后他深吸一口气，攥着车把的手握得更紧了，指肚都仿佛嵌进木头缝里，弓着背，一步一步拖动那座摇晃的“黑山”缓缓向前，背影就这样一点点无声地消失在远方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自己被赋予了一个无比重要的使命。我站在那堆煤渣旁，就像一个小卫士。四周空旷无人，只有偶尔驶过的车会卷起一阵阵冷风。时间仿佛被冻结了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变得无比漫长，短短的半个小时，在我眼里像过了一个世纪，焦急、害怕、无措，夹杂着小小的自责，种种情绪混杂在一起。

就在我的焦灼感几乎达到顶峰时，那个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在路的尽头，闯进我的视线里——父亲骑着那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的铁锹随着颠簸叮当作响，横梁上搭着几条洗得发白的面袋子。车子在我面前戛然停住，父亲一条腿支在地上，胸口还在剧烈地起伏，呵出的白气一团接着一团。“煤……拉到胡同口了。”他语速很快，气息不匀，“你妈和邻居他们正一起往家运呢，我赶紧回来接你。”原来，他是迅速赶到家，卸下重负后，又一刻不停地折返回来的。

没有多余的安慰，父子俩立刻行动起来。父亲用铁锹小心地将碎煤渣拢到一起，我撑开面袋子，我们父子俩一个铲，一个撑袋。那些原本规整的煤块，如今成了细碎的粉末和残片，就像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、破碎了的希望。装了满满五袋，父亲用绳子将袋口牢牢绑紧，然后把两袋挂在自行车横梁两侧，后座又架上三袋。我扶着后座，他推着这辆“超载”的自行车，我们父子二人就这样回了家。到家才发现，我的内衣已被汗水浸透。

家里的“救援”行动已经结束，邻居们都各自回家了，母亲正忙着归置那些完好无损的煤块。看到我们带回的几袋碎煤，母亲叹了口气，没多说什么。父亲看着那几袋煤渣，默默地走到院子角落，翻找出一个铁制的模子，那是用来做蜂窝煤的工具。

第二天一早，父亲便开始了“再造”工程。他将那些碎煤渣全部倒在地上，围成一个大圆圈，把拉回来的黄土倒在煤的里圈，再在最里圈倒上一桶水。之后，父亲抡起大铁锹，一边拌土，一边拌煤，翻来覆去几十下后，热出一头汗的父亲就要把毛线衣脱掉。母亲看到后忙过来制止，还叮嘱我要监督父亲，不能让他贪凉，忙完活儿必须喝热水。父亲笑呵呵地答应着，手里的活儿一刻也没有停下。他的额上不断沁出大颗的汗珠，顺着黝黑的脸颊滑落，滴进乌黑的煤泥里，瞬间不见了踪影。煤粉、黄土和水充分混合，最终变成了黏稠的煤泥。

和好了煤泥，父亲拎起那个模子，用力往煤泥上一杵，手腕灵活地一搓、一提，一块带着十二个清晰孔眼、湿漉漉的蜂窝煤便“诞生”了。他一块接一块地做着，将它们整齐地码放在院墙根下，接受冬日微弱的阳光和寒风的“洗礼”，等待自然阴干。那些重新成型的煤块，带着父亲的手印和汗水，在墙根下静静晾晒，虽看起来比工厂做得粗糙，却让人感到浓浓的暖意。

这些“重生”的煤块，连同那些完好的，从此便一起守护着我们一家冬日的温暖。那个铁皮炉子便成了过冬时家的中心。炉面上，常年坐着一把铝壶，水沸腾时，壶盖被顶得“噗噗”作响，喷出白色的水蒸气。母亲会在炉火上炒菜、熬粥，饭菜的香气与煤火特有的气味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冬日里最朴素的家的味道。火不旺时，母亲会撒一小把盐，火苗便会“轰”地一下重新蹿起，带着一种神秘的活力。

那时，最惬意的，莫过于守在炉边的零碎时光。掰一块馒头放在炉边烤着，不一会儿就变得焦黄酥脆；在炉膛周围烤个红薯，慢煨熟透后，掰开来，里面是金黄的瓤，冒着甜丝丝的热气。那滋味，是任何现代烤箱都无法复刻出的、带着烟火气的甘甜。

到了夜晚，封火是一项技术活儿。父亲是这方面的行家，炉门开多大，煤眼如何与下面的燃烧层对准，都需要精准地拿捏。火封得好，一夜安眠，次日清晨打开炉门，用火钳一捅，那休眠了一夜的火种便会重新焕发生机，蓝色的火苗呼呼地往上蹿，十二个孔眼带着火光燃烧，温暖着新的一天。偶尔，父亲也有失手的时候，半夜里炉火熄灭，屋里冷得像冰窖。一早醒来，夜里原本应该被烤得暖烘烘的毛衣、毛裤又变得冰冷。这时，父亲就会一边帮我将衣服塞进他尚有余温的被窝里暖着，一边披上自己的军大衣到邻居家“借火”。“张大爷，借块煤！”老邻居往往摆摆手：“拿去用吧，还带啥煤啊！”顺手就从自家炉子里，夹出一块烧得正红、像红宝石一样的煤块。火种续上了，屋子重新暖起来，人心里那份因邻里温情而生出的暖意，更甚于炉火。

有时，因夹煤不慎，或者码放不齐，煤块还是会碎裂。这时，父亲那套做煤的工具便会再次派上用场，捣碎、和泥、重塑、晾干……周而复始。父亲用他的耐心和双手，教会我一个朴素的道理：人生难免会有遭遇挫折的时刻，但只要有“重整河山”的勇气并付诸行动，信心就可以一次次被重塑，希望就不会真正破灭。

如今，蜂窝煤早已退出了我们的生活，烧煤这样的取暖方式已被暖气和各式电器所取代。窗明几净，再也闻不到那刺鼻的煤烟味。然而，在无数个寒冷的冬日深夜，我仍会想起1993年那个腊月，想起父亲拉车时前倾的身影，想起他在院子里，用力压制一块块蜂窝煤时，那被汗水与煤灰勾勒出的、如山岳般清晰的脊背。

那炉从1993年燃起的火，从未熄灭。它一直在我心中燃烧，火红而温暖，既代表着那个时代最朴素的深情，也足以帮我抵御一生所有的寒冬。

发布于：北京